胡愈之 原名學愚，上虞縣人，著名的社會活動家、作家、翻譯家、出版家，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學者。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(chǎn)黨。新中國成立后，曾任《光明日報》總編輯。曾任新中國首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署長、文化部副部長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、全國政協(xié)副主席、民盟中央代主席。
1986年1月15日，胡愈之先生患氣管炎住院已經(jīng)半個月了。他的精神很好，上午還與鄰室的葉圣陶先生笑談，活到90歲，沒有什么不治之癥，已經(jīng)是人生的幸事了。沒想到第二天，胡先生突然病重，遽然離世。醫(yī)生說，是70多年的吸煙史造成的痼疾，是尼古丁要了他的命。這讓我想到鄒韜奮先生的一段回憶，那是在1932年，“中國民權保障同盟”開會，會上有兩個人吸紙煙，“他們都不用火柴，一根剛完，即有一根接上，繼續(xù)不斷地接下去”。他們正是魯迅與胡愈之先生。
一晃25年過去了。前些天有人對我說，聽說你在寫“新中國60年出版家”，胡愈之先生可是一號人物。我就想，為什么是“一號”？是因為他漫長而富于傳奇的革命經(jīng)歷？是因為他曾經(jīng)出任新中國第一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署長？是因為他創(chuàng)刊《光明日報》和《新華月報》、主編《知識叢書》、出版農(nóng)歷《東方紅》首印150多萬冊？是因為他1952年反對濫禁書刊，為《新邏輯學》、《紅樓夢研究》、《魯濱遜漂流記》、《田徑訓練圖解》等圖書解禁？還是因為他親手為新中國建立了蘇聯(lián)式的計劃經(jīng)濟出版體制？
我覺得，這些還難以體現(xiàn)一位所謂“一號人物”的基本特質(zhì)。我寫出版人物，一直堅持一個理念：在出版官員與出版家之間，并無必然的遞進關系；職務性的例行公事，不足以反映一位出版大家的文化風貌。那么，胡愈之先生的基本特質(zhì)是什么呢？
上世紀初那一代出版人，大多與商務印書館相關，胡愈之先生也一樣。1914年在他18歲的時候，經(jīng)張元濟先生批準，他以練習生的身份進入商務印書館理化部。那時他的本名叫“胡學愚”。作為一個只有初中二年級學歷的青年，他能做什么呢？在6小時工作之余，他一頭鉆進商務編譯所的圖書館涵芬樓拼命讀書。在1915年~1918年間，他不但熟練掌握了英語、日語和世界語，還在《東方雜志》上發(fā)表160多篇著譯文章。1918年，他開始以“胡愈之”為筆名發(fā)表文章。據(jù)說他這樣做，意在表現(xiàn)對胡適先生“適之”的進化論觀點的不滿，而“愈之”就有了革命的意義。胡先生寫作既勤且快，僅在1923年，就在《東方雜志》發(fā)表60多篇關于國際問題的文章。
胡先生如此超人的才華源于何處呢？有人說，源于他的天賦。他三四歲開始識字，5歲即能吟詩對句，被譽為神童。后來經(jīng)常有人評價他“頭特大，有異秉”。與他同在商務印書館工作過的茅盾先生曾回憶說：“他身材矮小，頭特別大，臉長額寬……總拿著什么外國報刊，低頭疾走，不大跟別人招呼�！�1939年，鄒韜奮先生在《我們的胡主席》一文中也寫道，他有“諸葛亮”的綽號，“他的特征是腦袋特大”�！邦^大”說的是腦容量大，它的潛臺詞是一個人“天賦的才智”，或曰天才。毋庸諱言，胡先生是一位天才式的人物，無論他做什么，一定會出類拔萃。
胡愈之先生之出版成就
先說辦報刊。胡先生似乎有這方面的天賦，據(jù)記載，他在讀小學時，就在家中編輯過《三日家報》和《家庭雜志》。在他70余年的出版生涯中，創(chuàng)辦或主編了許多報刊，有些報刊非常有名；而且他創(chuàng)辦報刊的數(shù)量之多，也排得上“中國之最”。從1920年他與人湊錢為家鄉(xiāng)辦《上虞聲》到1984年創(chuàng)辦《群言》，60多年有幾十種之多，其中包括1949年創(chuàng)辦《光明日報》和《新華月報》。
再說書籍出版。在這方面，胡先生也是一位奇才。1924年為紀念《東方雜志》創(chuàng)刊20周年，由胡先生主持編輯《東方文庫》，計82種，100冊。1933年~1935年間，由于鄒韜奮先生流亡在外，胡先生在生活書店主持編輯工作，出版圖書700多種，被鄒韜奮先生稱贊為我們的“諸葛亮”，有無限的“靈感”；被胡耐秋先生稱贊為生活書店的“總設計師”。另外，1926年胡先生還參與創(chuàng)辦了開明書店，為其制定經(jīng)營方針與出版計劃。他在法留學期間，抽空在巴黎學習精裝書的裝幀技術，寫信傳授給開明書店的同仁們，被章錫琛先生稱為“開明書店的參謀長”。
回顧胡愈之先生的出版業(yè)績，有3部書必須提及。一部是1937年10月，埃德加·斯諾《紅星照耀中國》在英國出版。當時斯諾先生在上海，他收到樣書后，送給胡先生。胡先生立即組織王廣青、林淡秋、章育武、吳景崧、胡仲持、許達、傅東華、邵宗漢、倪文宙、梅益和馮賓符11位譯者分頭翻譯，他本人也以“陳仲逸”為筆名參與其中。為了順利出版，胡先生把書名改為《西行漫記》。他還為此書專門成立一家出版社“復社”。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，就推出了新書。當時資金不足，杜月笙先生資助1000元，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另一部是1938年出版《魯迅全集》。這部書稿600萬字，由巴人、許廣平編輯，擬出版20卷。胡先生也把它放到復社出版。為此，他做了兩件重要的工作。一是請宋慶齡和國民黨元老蔡元培先生出面支持；蔡先生還題寫了書名，并且在序文中寫道：“最近時期，為舊文學殿軍的，有李越縵先生，為新文學開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魯迅先生。”再一是組織陶行知、王紀元、巴金、茅盾、周恩來等人四處推介，書還未出，已實現(xiàn)認購百余部，預收款4萬余元，孫科、邵力子等國民黨人都認購了10套，保證了全集的出版。
還有一套重要的叢書，即《知識叢書》。那是在新中國成立后，胡先生編書之心不死。1961年，他召集包之靜、王益、王子野、陳翰伯、陳原、金燦然在四川飯店吃中飯，提出由幾家出版社聯(lián)合出版《知識叢書》的創(chuàng)意。計劃每年出五六百種，編委會中包括茅以升、竺可楨、華羅庚等，一共56人。當時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召開辦公會，專門研究《知識叢書》出版的事。時任副部長的周揚先生說，由胡愈之做主編，“這等于有出版界的‘佘太君’出來掛帥，太好了�！焙壬H自請竺可楨先生寫《物候?qū)W》。叢書版式由范用先生設計，封面以藍、綠、黃、紅4種顏色分類。第一本是王力的《詩詞格律》，后來還有金開誠《詩經(jīng)》、楊伯峻《文言文法》、沈起煒《文天祥》、李儼《中國古代數(shù)學簡史》、林森木《英國古典政治經(jīng)濟學》和華羅庚《運籌學》等，一共出版30多種。時至“文革”，叢書出版戛然而止，這也成為胡先生一生編輯工作的絕唱。
胡愈之先生之著作影響
胡先生最有名的著作《莫斯科印象記》，創(chuàng)作于1931年。那時他從法國學習歸來，途經(jīng)蘇聯(lián)作7日參觀，歸國后撰寫此書，一年內(nèi)再版5次，引起巨大反響。魯迅先生曾寫道：“這一年遇到兩本不必用心戒備居然看完了的書，一是胡愈之先生的《莫斯科印象記》，一就是《蘇聯(lián)見聞錄》�！蹦敲�，胡先生在書中寫了什么呢？他說，不是一些觀念，或者一些主義。他寫的“最大的奇跡是人性的發(fā)見”，還有“那樣的制度填平了成人與孩子之間的鴻溝”。
應該說，在胡先生的一生中，他發(fā)表的報刊文章最有影響力，它們深刻地反映了胡先生天賦的才華與偉大的思想洞察力。比如，1915年他在《時事新報》發(fā)表《世界與世界和平》，成為“中國最早提倡世界語”的人（朱光潛語）；1931年他在《東方雜志》發(fā)表著名文章《寇深矣！》，率先提出“全民族團結(jié)抗日”的主張；1937年他與夏衍先生在《救亡日報》頭版，首先喊出“主和者就是漢奸！”的口號，此后又在鄒韜奮先生主編的《抗戰(zhàn)》上發(fā)表《謹防疫病》，反對對日妥協(xié)，引起毛澤東關于“反對投降主義”的著名論述，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。寫到這里，我就想，這種“開先河、發(fā)先聲”的英明論斷，一個人一生能做一件，就已經(jīng)不得了了；胡先生看似信手所為，落筆處石破天驚，實在稱得上一個時代的巨子。
胡愈之先生之傳奇人生
讀胡愈之先生，“傳奇”二字一直在我的腦海中轉(zhuǎn)動。作為一個革命家，他1933年就加入中國共產(chǎn)黨，但一直是地下黨員，由黨中央直接領導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實身份。1936年馮雪峰先生受黨中央派遣，到上海首先見胡先生與魯迅先生，再去見夏衍先生。這還引起夏先生的誤會，說馮先生“先見黨外，后見黨內(nèi)”的做法是錯誤的。1948年，周恩來問胡先生：“你的（黨員）身份是公開的，還是秘密的？如果是秘密的，還是做民主黨派工作，如果公開了，就到新華社去�！币虼撕壬狞h員身份一直沒有公開，直到1979年才解密�！拔母铩逼陂g，馮雪峰先生還因為那段“誤解”遭到批斗，但當時胡馮二人為了保守黨的秘密，都沒有說明原因。
說到“傳奇”，還有一件值得記憶的事情。前一段時間，我對沈昌文先生說，我正在讀胡愈之。沈先生說，那你一定要看于友的《胡愈之傳》，其中有奧妙。我讀后果然發(fā)現(xiàn)，其中“奇聞”不少。給我最大的震撼是，于友先生用大量歷史事實證明：胡愈之先生是一位偉大的政治預言家，或曰戰(zhàn)略家。比如，1948年在國共決戰(zhàn)的關頭，毛澤東公開預測，解放戰(zhàn)爭的最后勝利還有兩年。但胡先生分析，再有一年就足夠了。后來毛澤東接受了胡先生的觀點，調(diào)整了時間的判斷。為此，知情者李一氓先生曾著文《高明的預見》（1986），記述了這件事情。李先生還說，胡先生歷來善于分析形勢，1974年以后，他們經(jīng)常在一起做未來形勢的估計，胡先生的判斷與后來的現(xiàn)實大致相同。
但是，1949年以后，胡先生的文字幾乎都被“官樣文章”籠罩著，見不到昔日的鋒芒與靈感。有一篇寫于1959年的《回憶商務印書館》，其中對于王云五先生的評價，還充滿了怒氣。說王云五拿商務印書館的資本，投靠汪精衛(wèi)；還說王云五沒有學問，在政治上是很壞的人，等等。這樣的情緒，讓人聯(lián)想到1932年胡先生主編《東方雜志》時，為編輯《新年的夢想》那篇大稿子，與王云五先生之間發(fā)生的不快，他也因此離開了工作近20年的商務印書館。但1978年此文重新發(fā)表時，胡先生寫了一段《后記》：“這是大約20年前我的談話記錄。這只能作為一種史料，作為商務印書館的歷史來看，有不少事實與觀點可能是不正確的。”確實，在1985年間，胡先生口述《我的回憶》，再談到王云五先生時，他的口氣已經(jīng)溫和了許多。
胡先生的晚年，或曰“文革”后，他天才的靈感又一次迸發(fā)了。1979年6月18日，他寫給孫啟孟先生一封信，提出在民主黨派搞“群言堂產(chǎn)銷合作社”的構(gòu)想，目的是：搞群言堂、不搞一言堂，搞經(jīng)濟自治體，搞股份制，云云。今天讀起胡愈之先生的設想，我們還會贊嘆：一位偉大的政治家，即使風燭殘年，他卓越的預判天才，依然靈光閃現(xiàn)。但是，他這一次的設想結(jié)果會怎樣呢？我們這些后來者，肅然佇立于胡愈之先生的墓前，目光中充滿了敬意和期盼�。ㄖ袊侣劤霭鎴� 2010年12月12日 俞曉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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